表面上，三孩政策是全国性的，但事实上，受众非常少。
文/巴久玲
不久前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摆在了桌面上。所以昨天（5月31日），我们听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消息。关键是“开放三个孩子”。
从个人角度来看，生孩子是家庭的独立选择。儿童不能像机械零件那样从装配线上制造出来；然而，从宏观角度来看，家庭的生育意愿确实受到支持政策的影响。
今天，让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作为一个产业，需要哪些支持政策来有效地促进和提高生育率？
从小家庭的角度来看，生育是人类的自然愿望。从父母和孩子的感情，到家庭关系的维持，再到家庭的继承，生育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然而，由于人们长大后必须工作，工作将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分娩对社会经济也具有“外部性”。也就是说，父母完全有责任抚养孩子，但受益的不仅是父母，而且是整个社会。
一旦存在外部性，就经常会出现“社会优化”的问题。例如，由于父母的养育有利于社会，这意味着儿童创造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“公共产品”，必然以各种形式惠及他人（“非排他性”）。这有点类似于最近的热碳排放。
亚当·斯密曾在《国富论》中提到，当私营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时，收入往往难以弥补成本。那么，父母有足够的动力生孩子并抚养他们吗？用什么政策来激励？
经济学中有大量关于外部性的论文。方法不超过两种：一种是科斯方法，另一种是庇古方法。
科斯的方法非常简单和时尚，包括目前的碳排放政策。他的观点是，解决外部性需要明确产权。例如，根据市场情况，每家工厂需要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会更好。
然而，这种久经考验的市场工具在分娩时并不容易使用——因为儿童本身是独立的个体，很难实现“产权”的概念。剩下的政策工具是庇古的方法——产业政策。
仅仅开放三个孩子就够了吗？打开两个孩子的数据告诉我们，这可能还不够。
在2015年开放两个孩子后，出生率仅上升了一年，并迅速下降。这表明，2016年的小波峰释放了对第二个孩子有强烈需求的家庭的生育动机。
所以现在我们有三个孩子——首先，要有三个孩子，我们必须先有两个孩子，这意味着三个孩子政策只适用于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庭，其中一些家庭不想有三个孩子。
因此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。虽然三孩政策，甚至对三孩的一些优惠似乎是全国性的，但其受众仍然是极少数人。中间是生育和抚养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的巨大成本。
既然想“澄清产权”的科斯输了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·塞勒的“推动”理论能被用来促进生育吗？
“推动”理论认为，决策者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暗示来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，从而达到“花钱少、做大事”的目的。
例如，它还允许人们参与养老金计划。它利用人们的惰性和不愿填写表格，将“默认不参与、填写表格和参与”改为“默认参与、填写表格和退出”。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加上一点点推动，将使参与者的数量增加40%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重大支出。
然而，生育率可能不适用于“轻推”。因为适合“轻推”的例子往往是处于决策边缘的人。例如，许多人可能想参加养老金计划，或者这无关紧要，只是因为他们懒得填写表格，一再拖延。此时，轻推很有用。
下一代的出生和抚养是一个家庭的大事，这往往是家庭内部反复讨论的结果。那么，改变措辞、加强呼吁等政策可能是无效的，这些政策在不知不觉中“推动”了处于决策边缘的人们。事实上，两个孩子生育率数据的开放也表明了这一点。
鉴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方法不起作用，提高生育率有那么困难吗？
很难说，很容易说。
很难说，因为生育率是一件大事。如果你真的有诚意推广，你需要真正的黄金和白银投资，而不仅仅是通过改变某种机制；这很容易说，因为如果你真的付出努力，它真的很有效。
例如，生育补贴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，生育率与有子女家庭的财政补贴密切相关。每增加0.1个孩子，家庭福利支出就需要增加GDP的1%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孩子真的很“贵”。单靠生育补贴来提高生育率是不现实的——现在中国的总生育率是1.3。如果我们想将其提高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.0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相当于GDP7%的财政补贴。目前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与大量资金补贴相比，稍微便宜一点的是完善托儿机制。欧洲和美国发达国家的儿童通常可以在六个月后进入托儿所，他们的父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，从事生产工作。
在中国，0-3岁婴儿护理的发展还不够，入学率还不到5%，这意味着许多父母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，牺牲自己的职业前景来抚养孩子，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愿望。
从数据来看，幼儿园入学率每增加20%，总生育率就会增加约0.1。
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。如果有人不同意，就很难继续下去。如果生育对其中一人的职业生涯是一个重大打击，那么生育率显然会下降。这意味着工作场所的男女待遇越公平，分娩的影响就越小，分娩的意愿就越高。
从上图可以看出，在平等权利方面做得很好的北欧，其总生育率高于韩国、希腊和意大利，后者的男女就业率差距很大。
这也需要从系统上加以考虑。例如，考虑允许父亲休产假，这将减少雇主对学龄妇女的就业歧视，进而增加生育意愿。
除了这些生育的“产业政策”，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：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和房价。
居住区直观上很容易理解——如果你想要三个孩子，你可能需要一位老人或保姆来照顾，那就是一个六七口之家。两个房间/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的正常规模显然很难长期承受。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方养，家庭如何计划他们的孩子？
二孩政策实施后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住房面积大的群体一直是二胎生育率高的群体，也是二胎政策实施后二胎生育率较快的群体。
房价的作用往往被低估。事实上，作为生育率杀手，房价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首先，高房价使人们的居住面积变小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影响生育意愿，这又回到了居住面积问题上。
其次，由于房价高，人们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的消费来满足住房需求。这个“其他方面”包括生孩子的成本，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挤出效应”——相当于住房成本，挤出了本应花在孩子身上的收入。
最后，由于房价高，而且传统上，结婚生子往往需要房地产，这意味着结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。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无疑会减少生三个甚至两个孩子的可能性。
研究表明，房价每上涨1000元，就意味着
房价